学习“六史”增长知识提高素质 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民建中央要求广大会员学“六史”，即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多党合作史和民建会史。下面我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

抗战胜利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一些爱国的工商业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了民主建国会。民建政治纲领的核心是民主和建设，在实践中，民建都是与中共一起，反独裁，反内战，同国民党展开坚决斗争。

1947年末，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中小资产阶级。对于中小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即使革命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须允许他们存在，他们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建秘密组织会员学习了这篇文章，这对于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建和工商界人士是极大的鼓舞。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民建知道后，在上海召开了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由于民建从成立以来实际上一直与中共一起同国民党展开斗争，以及通过毛泽东的文章对中共相关政策的了解，所以一致同意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这是民建自身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标志着民建从此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路线。1952年，民建召开了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把民主建国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选举黄炎培为主任委员，向全体会员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广大民建会员按照会中央的行动纲领，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购买公债、公私合营等各项运动中都积极参与，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建和其他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团结合作、相互支持的政治同盟关系。为了使这种合作关系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毛泽东和周恩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之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建和《共同纲领》的制订，并把《共同纲领》作为各党派自己的纲领。1949年8月，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在今天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人民政协是党派性的，是党派的联合”。1954年，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不再代行人大职权后，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政协的党外人士时指出：“人民政协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195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他指出：“八字方针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好几年的酝酿”。1956年8月，毛泽东还提出了“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这些重要指示都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形成为一项长期、基本的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但是，由于之后的“反右”运动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民主党派被错误地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严重影响了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全国开始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连这个问题都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在大讨论中，全国五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和十八个省的省委书记都发表署名文章阐明观点，经过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共识。

之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突破“两个凡事”的束缚，实现了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会后，为了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专门邀请民建和工商联的“五老”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五老”们有的说，工商业者中懂技术懂管理的大有人在，但现在他们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有的说，应当肯定建国十七年来党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这样干部群众才不会心有余悸。有的说，应该给工商业者摘帽。听了大家的发言后邓小平说，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要落实，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早己转移到国家手中，定息也有十三年没有发了，他们当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己经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己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的讲话使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欢欣鼓舞，称邓主席为我们“脱帽加冕”，解脱了左的思想束缚。

这样，工商业者摘掉了资本家的帽子，民主党派摘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此后，右派分子也陆续摘了帽，大量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是，很多人心中是有怨气的，加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立情绪，思想不统一就无法同心协力搞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商量，要象在延安制定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

延安制定的决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发生的大事。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了反帝反封建，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很多共产党人参加北伐，英勇战斗，为北伐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对国民党的反动性认识不足，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使革命陷入低潮。之后，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剩余部队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消灭敌人，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却遭到临时中央王明、博古等人的指责，他们要红军学习苏联的经验，去攻打大城市，甚至撤消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周恩来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仍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临时中央让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红军，李德提出要拒敌于国门之外，让红军与敌人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使红军遭到巨大损失，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出发时他们要红军战士扛着沉重的机器设备和坛坛罐罐，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陷入敌人重围。湘江战役后，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干多人，只剩不足三万人。到了湖南通道召开会议，博古、李德要红军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但这时敌人己重兵设防，去湘西是死路一条。毛泽东提出转兵贵州，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红军到了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放弃与红二、六军团汇合、改向贵州腹地进军的主张。之后又到了瓮安的猴场再开会，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并提出渡江后去占领遵义的行动方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猴场会议后，红军突破乌江到遵义，开了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遵义会议不仅是换了领导改变了军事路线，也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一个星期后，林彪等提出在打鼓新场打一仗，政治局扩大会上，除毛泽东一人反对，其.他人都支持打。晩上，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向他详细陈述不能打的理由，之后，红军电台监听到敌人几路大军正在赶往打鼓新场，一旦开打，红军必将陷入重围，这样政治局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又一次挽救了红军。之后，红军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由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使红四方军损失4万多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带领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朱德、刘伯承和红二、六军团将领以及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不得不撤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会师。为了抗日救国，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王明对内要与毛泽东争领导权，对外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的言行受到党中央的严厉批评。而此时王稼祥从苏联回来，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的指示：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制定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建党以来所发生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一些负责人的功过是非进行正确的评价，从而统一了思想，使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现在，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邓小平指出，起草决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陈云提出，可以在《决议》前面加个《前言》，介绍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的二十八年历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就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对于文化大革命，《决议》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邓小平指出，建国以来有的事情上有错，那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我们是集体领导，我和其他领导也是举了手的，我们也有错。这样，通过制定这个《决议》，把建国以来所发生的大事情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把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进行正确的评价，从而统一了思想，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起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

中共十二大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

民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引下，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回顾了民建和工商联所经历的光明而曲折的道路，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广大民建会员按照民建中央的行动纲领，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下面介绍都匀民建的发展情况。1952年，都匀县工商联主任、信泰五金行经理邱廉白代表当地工商联成员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认识了贵阳市民建的莫百祥，经莫百祥介绍加入了民建，成为都匀民建第一人。1956年，贵阳合营汽车五场搬迁到都匀，与独山汽车站、金城江汽车站合并成立了都匀汽车运输公司，随场而来有五名职工是民建会员，分别是袁亚觉、夏利民、何征、邵金生和吴大均，袁亚觉还是副场长。另外从北京人行调到都匀人行担任副行长的解质文也是民建会员，这时都匀民建会员己有七人，在1957年2月成立了民建都匀小组，由袁亚觉担任组长。1963年，黔南州工商联主任陈吉顺加入民建，这样，文化大革命前都匀民建共有八人。

1980年，民建贵州省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选举产生了民建贵州省第一届委员会。民建贵州省委的成立，推动了全省民建工作的开展。

1985年，都匀市的民建会员发展到23人，于1985年12月成立了都匀市民建筹备委员会。

1986年12月，民建都匀市北工区支部在都匀汽运公司成立。1987年12月，民建都匀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都匀召开，选举产生了民建都匀市第一届委员会。从此，都匀市的民建会员在民建都匀市委的领导下，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年民建都匀市北工区支部的会员全部是都匀汽运公司的职工，当企业陷入困境成为特困企业时，民建会员除了通过政协大会发言和政协提案为企业和下岗职工排忧解难外，民建都匀市北工区支部还积极响应汽运公司党委“脱困振兴”的号召，要求广大会员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为企业脱困振兴做出贡献。民建都匀市北工区支部的工作得到公司党委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都匀汽运公司党委以党委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携手励精图治，重振企业雄风一一民建都匀市北工区支部在都匀汽运公司脱困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篇文章先后刋登在州委宣传部的《黔南宣传》、州委统战部的《黔南统战工作》和民建贵州省委的《贵州民建》等刋物上，省民建的领导说，中共的一级党委写文章表扬民主党派的一个支部，这在全国都不多见，说明我们民建这个支部确确实实办了实事，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2年12月30日，民建黔南州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按照中共黔南州委和中共都匀市委的安排，同时保留民建都匀市委员会，这在贵州民建组织中是唯一的，使我州民建有更多的会员分别担任州市两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

民建黔南州委成立后，对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和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通过政协发言、政协提案和社情民意提出意见和建议。领导班子成员多次参加中共黔南州委的民主协商会，对协商的议题积极发言，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认真履行了参政党职能。

民建黔南州委配合州支边办，对全州各县市贫困地区办学情况进行调研，挑选一些学生身处危房、学习条件极差的学校，向省民建社会服务处提供资料，协助民建贵州省委积极引进香港民建老会员黄佩球先生到我州多个县市贫困地区捐资助学，修建希望小学，发放助、奖学金，为改善我州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作出努力。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于1990年2月8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意见》第一次确立了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提出了参政的基本点是“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一个参加”是参加国家政权，“三个参与”是参与国家重大事项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制订执行。《意见》即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支持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表达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的意愿，是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的制定和颁布，使我国的多党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局面。

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将在1993年的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修改宪法，民建中央认为，在修改宪法时，如果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将极大推进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1993年1月，民建中央召开了会内会外法律界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另外还开展了专题调研。2月14日，在全国人大七届二十九次常委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案，里面没有多党合作的内容。2月22日在全国人大七届第三十次常委会上，民建中央副主席李淮汉受民建中央委托，提出了把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的建议。万里委员长说，李淮汉的建议很好，这个可以写进宪法，并指示把李淮汉的建议转交宪法修改小组组长乔石。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把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并提出了四点理由。3月6日，在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协商会上，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再次提出了这项建议。

民建中央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补充建议案，建议案第一条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3月18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的建议案提请八届一次人大全体会议表决。3月29日，经全国人大八届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民建前辈们为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之后，民建中央又提出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建的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民建会员始终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各级民建组织和广大民建会员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认真履行了参政党职能。

2002年，民建中央提出把民建建设成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制度上健全和充满活力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民建中央还提出了民建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就是把支部办成自我教育的学校、培养人才的基地、参政议政的桥梁和团结互助的集体。民建中央提出的这些关于民建自身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全会的自身建设，促进民建各项工作的开展。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对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作了五个方面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和参政党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今天我沒有展开讲的内容，都在我写的两篇文章中，一篇题目是《人民政协协商制度的历史演进》，另一篇是《民建在我国多党合作协商制度的历史演进中不断成长》，都曾刊登在州委统战部的网站上。希望大家都来当多党合作和民建会史的宣传员，为把民建建设成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系黔南州政协原副秘书长、调研员、民建黔南州委原副主委）